“《唐山大地震》原著作家”——专访张翎:直到现在,人们还是这样介绍我

“《唐山大地震》原著作家”——专访张翎:直到现在,人们还是这样介绍我

“《唐山大地震》原著作家”——专访张翎:直到现在,人们还是这样介绍我

记者 | 杨溪

责任编辑 | 彭敏敏

出品 | Vista看天下微杂志

张翎说自己遇到对的人会是一个“话痨”。如果加上作家的身份,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字痨”。

新作《胭脂》写下第一行字时,她就提醒自己“不是长篇”“要紧收”,结果一不小心又写了七万字——这是她最长的一部中篇小说。

张翎的名字被广为人知是在2010年,她的中篇小说《余震》被导演冯小刚改编成电影《唐山大地震》在全国上映。影片最终斩获6.73亿票房,成为当年的大赢家;张翎也因此开始走入大众视野,有了更好的出版资源——她再不用辛苦地到处找人问:“诶,出我的书吗?”

“《唐山大地震》原著作家”——专访张翎:直到现在,人们还是这样介绍我

张翎,浙江温州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她开始在海外写作发表,代表作有《劳燕》《余震》《金山》等。(网络图)

“《余震》是好小说,但不是最好的一部”

如果没有冯小刚的电影,张翎恐怕得用三页纸才能解释清楚自己是谁,譬如已经出版了十余部小说,又譬如“十月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华语传媒年度小说家奖”等重要文学奖项都是她的囊中之物,而现在只需要一句话:“你说《唐山大地震》,人家马上就知道了。”

小说《余震》创作于2006年,彼时,张翎的名声还未跳出文学圈,远不及同为海外作家的严歌苓。后者的小说《少女小渔》,早在1993年就被导演李安买下了电影版权。

甚至《余震》最初的灵感萌发,也纯属偶然。

2006年7月末的一天,张翎在北京机场等候飞往多伦多的航班。百无聊赖中,她走进了一家书店。

那几天正是唐山地震三十周年的日子,张翎一眼就看见了摆在书店高处的那本《唐山大地震亲历记》。

“我被击中了,我感觉到了痛。”这通常是她写作灵感萌动的预兆。

回到多伦多,张翎告诉《人民文学》来催稿的编辑,自己准备写一个地震题材的小说。

“他们当时跟我讲,‘你不要写了,你写不过国内作家那种惨烈’。”这提醒是善意的——在海外生活了20年,张翎与国内的出版市场、评论市场和读者市场,都有着地理环境上的疏隔。

但她很坚持:“我试着找一个别的角度。”

张翎开始啃食她所能收集到的所有关于那次大灾难的资料,包括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和张庆洲的《唐山警世录》。一个叫“王小灯”的地震孤儿形象,渐渐清晰了起来。

“《唐山大地震》原著作家”——专访张翎:直到现在,人们还是这样介绍我

电影《唐山大地震》中与亲人失散的小女孩方登。(网络图)

几个星期后,读完小说的编辑大吃一惊:“根本没想到你会用这个角度。”

张翎知道自己找对了路。“尽管我不是亲历者,但是旁观者也有立场、有眼睛。”久居海外,她常常觉得自己是“局外人”,轻易不敢写中国当下的现实题材作品。但从《余震》开始,她突然意识到,不管自己反映的是当下的中国、1976年的中国,还是民国的中国,无外乎都是被那种严酷现实底下的生命力所打动,尤其是她作品中的那些女人,“像一汩水一样,只要周遭的环境有一丝缝,就可以钻过去。”

《余震》被不少业内人士评价为“至今写地震写得最好的小说”,但张翎心里清楚,“《余震》是一部好小说,但不是最好的一部。”

“我觉得文学本来的样子,似乎还应该更细一点,每一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还有更大的空间可以展开。比方说母亲这个人物没有太大的展开……”她逐一列举小说中人物创作上的诸多遗憾,最后颇为无奈地说,“只有4万字,篇幅也不够。”

那些年,她发表的作品几乎都是像《余震》一样的中短篇小说——受限于工作时间的缘故。从1993年起,张翎每天都有9个小时是在诊所里度过的,这是她在国外谋生的活计——听力康复师。

“我从第一天开始就想专职写作,但是养不活我嘛。”出国之前,她还不是“文坛上的人”,“歌苓她们出国前就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我是‘新孩子’,‘new kid on the block’,写过一些小东西,但是基本没人知道。”久居海外,张翎的中文里偶尔会夹杂着英文。

“我不能够轻易地跟人倾诉我的疼痛”

温州这座江南小城向来以经商著称,而1957年出生于此的张翎却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作家。但青春岁月里,她始终没能写作。

16岁辍学的张翎先是当了半年代课教师,而后进入温州郊区一家小工厂做了五年车工。1977年恢复高考,她被政审挡在了大学校门外,两年后才得以入读复旦大学外文系,念英美语言文学专业。

毕业后,张翎进了煤炭部某机关做英文翻译。读了四年莎士比亚,每天接触的却是采矿方面的英语技术资料,她决心出国留学。1986年,张翎来到了加拿大。

在卡尔加利大学,她顺利地拿下了英国文学硕士学位,但要凭此在加拿大立足并不现实。于是她又进入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读了听力康复学硕士,并成为了注册听力康复师,每月有了一份不菲的薪水。

“那份工资是养我的,同时它也给我很多生活的阅历。”上世纪90年代,她见过很多老兵,他们有的参加过一战和二战,有的参加过朝鲜战争或越战,也有阿富汗维和部队士兵,甚至还有从中东涌来的战争难民——因为战争的原因,很多人耳朵是聋的,“社会安定下来,这些人就慢慢地进入到我的诊所。”

有一次,她走近一位病人准备为其做听力测试,对方突然情绪失控地大叫。事后她才知道,原来这位病人是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曾被朝鲜人民军俘虏过,看到穿白大褂的亚洲面孔就会情绪失控。这段经历时隔多年依然被她反复提及。

“那些人的经历让我觉得,时间并不能抚平创伤。”她想着,如果没有17年的听力康复医师经历,自己或许也不会对“疼痛”有这么深刻的意识,“潜移默化,我的小说里会出现许多带有创伤痕迹的人物。”

对“疼痛”的敏感,还来自于她自己童年时期的创伤性记忆,然而张翎几乎没有跟任何人分享过。

“世界上大概就一个人知道——我先生,对他是唯一一个我可以说的人,但他也只知道其中一部分。”

疼痛常年累月在内心积攒,总要找一个通道。张翎选择写作。

2015年年初,她应东华大学和洪建全基金会邀请,去了一趟台湾。

那期间,张翎观看了一场致敬台湾一位著名画家的现代舞表演。这位画家年轻时家境贫寒,不幸身染伤寒,命悬一线。一位素昧平生的红衣女子,不仅替他支付了所有医疗费用,还一心一意地照看他,直到痊愈。

二人因战乱不幸分离从此天各一方后,“画家对那位救助他于危难之中的女子难以忘怀,他的多幅油画里,都出现过一个红衣女子的朦胧形像。”这给了张翎巨大的灵感,“几乎就在看见那些画的时候,小说《胭脂》的题目已经呼之欲出。”

“《唐山大地震》原著作家”——专访张翎:直到现在,人们还是这样介绍我

《胭脂》为张翎最新创作的小说集。(网络图)

新书《胭脂》里的小女孩扣扣,或许就是她自身经验的一种反射。“我读小学时遇上了一个疯狂的年代,我目睹了一次规模盛大的抄家,从墙壁拆到地板,我至今清晰地记得从撬开的地板底下发现了一枚不知何年掉下去的硬币。那次抄的是我家。那天我唯一想做的,就是藏在一个捆成卷的棉胎里,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

直到前几年,张翎每每听见值勤的警车从身边驰过,警笛声都还会让她缩成一团,甚至产生心绞痛。“我不能够轻易地跟人倾诉我的疼痛。就是不能,不要问我为什么。”她说,“说了也没人能懂,我想说的话都写进了《余震》那部小说里。”

“我可以靠文学吃一碗稀饭了”

电影《唐山大地震》上映之后,张翎突然生出一种紧迫感,她辞去了听力康复师的工作,专职写作。

“我觉得我大概可以靠文学吃一碗稀饭了,锦衣玉食远远办不到,但吃饭没问题了,我就觉得时间太宝贵了,我起步已经这么晚了。”张翎肤色白,穿一件白绿相间的毛衣,在口红的点缀下不大能看出实际年龄。事实上,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望月》直到41岁时才问世,而因电影为人所熟知时,张翎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

2009年,写完长篇小说《金山》,她曾说:“《金山》是我写作的顶点,此生是否还能爬过这座‘金山’,我不知道。”

这部以清末华工远赴加拿大淘金修铁路为线索,讲述广东开平一家五代人在异国他乡命运起伏的小说,至今被外界认为是张翎最为厚重的一部作品。

莫言、王安忆等作家在不惑之年早已名满天下,而当时41岁的张翎才“刚刚起步”,“我的成长期,相比在青春期就写作的那些作家,晚了一二十年。”《金山》之后她开始思索在创作中做减法,

“过去是一个繁枝茂叶的大树,”她用双手在桌上比划出一棵树的形状,“现在我会把那些都砍了,剩下一棵主干。”

2017年,小说《劳燕》问世。这部以二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终于翻过了那座“金山”。用张翎自己的话说,《金山》紧得吹不进一口气,而《劳燕》已经进入了一种“疏密有致”的状态。

“《唐山大地震》原著作家”——专访张翎:直到现在,人们还是这样介绍我

《劳燕》是张翎所著的一部抗战背景的小说。(网络图)

正是这部她个人更喜欢的《劳燕》,去年获得了《当代》杂志长篇小说年度最佳作品奖等多个奖项,同期竞争作品还有严歌苓的《芳华》、李佩甫的《平原客》等。

多年前,《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曾经提到:“在国外居住的华人作家分为两类。一类用英文写作,有些已进入西方主流,但在国内无甚名气,比如谭恩美、哈金等;另一类,就是以严歌苓、张翎为代表的,旅居国外多年,但一直用母语写作,他们或在国内文学圈内尚有人知晓,但因无英文版本,在国外文学圈了无痕迹。”

而大多数华文作家都将海外生活经历作为写作的重要资源,张翎是个例外——她的作品几乎从不涉及个人的生活经历,故事大多来自于历史或他人。“我始终觉得,(不管)我个人的生命经过多少激流险滩,在整个世界面前,真的什么都不是。”

她和严歌苓在这点上有所共鸣,她们曾探讨说,“等到我们老了,再没有东西可以写的时候,也许我们写自己,自传这一类的。在这之前,世界太精彩,”张翎加重了语气,“有太多的故事值得我们去关注。”

这亦是她小说最大的亮点之一。张翎在创作中,尽可能把自己放在“零度介入”的叙事者位置,让自己与笔下的人物和世界保持一种审美距离,不控诉也不批判,没有捶胸顿足也没有戚戚怨艾。

这几年,张翎每年有一半的时间都待在国内。“很多人按照他们自己的想象,会说你肯定是挣够钱了。其实我到今天也没有挣到我工资的那个水平,要从钱来说,过去比现在多,但是我很享受现在时间上的自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罗曼罗兰曾说,“世上有一种理想主义者,认识了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就像《余震》里的母亲,也像张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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