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医多年,我仍不敢确定自己的人文素养足以堪用

 
近几年来,医教改革的浪潮从西方涌至,医学人文教育在医学系的课程中越来越受重视,甚至连住院医师或主治医师都有相关的进修课程,频繁的签到纪录与学分算计之中,有时我不禁也怀疑起来,自己是否算是够有人文素养的医生呢?
 
 习医多年,我仍不敢确定自己的人文素养足以堪用
 
我以为人文素养,看似莫测高深,也许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感动与同理的能力吧。整个医疗环境是紧张的,医生逐渐失去令人尊敬的社会地位,病人勇于争取自己的权益,乃此一断代的趋势。平日临床实务繁忙,如果失去从工作之中召唤感动的能力,想必也无法真切同理病人的苦痛;如果一不小心把自己累积的坏情绪转移到病人身上,当然很容易被以为是冷血动物或者缺乏医德。是以,老医生们纷纷皱起了眉头,仿佛世界的黑暗已然成形,有什么邪魔的原形即将毕露的感觉,医学人文的重要性在这个时间点特别被强调了出来──与其说现在的医生比以往更缺乏人文素养,不如说这是需要更强大的人文素养才能缓和医病关系的时代。
 
 
 
在医学院里教导医学人文的老师们经常苦于找不到适当教材,那么努兰这本《医魂》的出现或许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据作者的说法,这是一本医学的《坎特伯里故事集》;暗示着一种在朝圣的途中,大家坦诚分享彼此故事,以增进生命经验的氛围。本书搜集了各科退休老医生们毕生精华故事,时间约莫都在一九七○年之前,那是先进诊断工具发明前的年代,各种机械解剖与实验室技术还没开始盛行,医生们仍擅于亲手细辨病人个别的病征苦痛;医生和病人在床边对话,努力追寻:疾病要带领人们前往何处?苦痛到底是为了什么?
 
 
 
班雅明曾指出「说故事的人……渐行渐远……说故事的艺术已经接近沦亡的地步」。现代医生对症状和征候的描述,在忙于应付健保与评鉴制度的双重压力下,虽然精密地记录在病历上,但太过公式化与抹灭个别性,难免缺乏了「说故事」的感动。努兰试图重新召唤这门传统技艺,汲取口语相传的经验风格,并与故事中的人物相互渗透,找回那些在科学理性的监督之下,丧失的医者与病患共有的想像与情感世界;如他这样描绘「理学检查」(physicalexam):「医者将手放在病患身上,让两个人以没有威胁性的方式相互交流、彼此接触。两人的关系因此改变,往往变得更亲近、更信任。」那是生命中无可比拟的时刻。
 
 习医多年,我仍不敢确定自己的人文素养足以堪用
 
努兰擅长以医学史的观点切入:「行医最让人着迷之处,正是那穿越数千年历史、绵延不断的脉络」,因而他的故事弥漫着怀旧的气息,正好呼应他对老年病患的迷人诠释:「老年科医生把病患当作是细致的古旧雕刻品,每个线条都可能带有重要的含义」。所以我们读到〈老年科医生的两个故事〉里,为了说明身体检查是重要的古老技艺,他首先连接到两千五百年前希波克拉底时代的医学原理,忽然在后话里又回顾了理学检查于十八世纪中叶的革命气息,接着论及十九世纪听诊器的发明等等,博学极了。又如第一则〈外科医生的故事〉,他质疑医学文献中找不到的个案,是否就代表之前无人诊治过这样的疾病?并以十六世纪法国外科医师《昂布瓦斯.帕雷作品集》与十九世纪初乙醚的催眠性质早已被发现为证;可知努兰固然注重文献,却更重视那些发生过,但不一定被记载下来的历史──层次俨然的学识背后,仍不忘终需回归到眼前的病人。这也是他特别强调的这本故事集的特色:「所描述的医疗事实就和原先一模一样,这并不是一本小说。」
 
 
 
除了别人,努兰也不吝于揭露自己的生命经历。在〈神经外科医生的两个故事〉里,主角是原本他并不欣赏其为人的外科同事,最后拯救了一个水脑症小女孩;出乎意料的是,那个小女孩就是努兰的女儿!这则故事除了病人与医生的互动之外,也写到医生自己成为病人家属时,如何和医生同事相处:「当他不疾不徐地完成每个检查项目后……他抬头以亲切的眼神望看着我们,我从不知道他能有亲切的一面。」即使这位外科同事阶级与年纪都不如努兰资深,但那种无助情境,「对他来说,我是个忧心忡忡的爸爸,而他是唯一能提供我安慰与保证的人……」同理心的力量是高贵而超越一切的。
 
 
习医多年以来,我仍不敢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就有足够堪用的人文素养了,这个问题看似虎虎生威其实朝生暮死,尤其在如此疲累脆弱的季候里,我们都需要更多的同理与感动。努兰在最后一则故事「我所知最令人难忘的医生」,提到一位美国医学界的头号人物,并记下了他一生当中最动人的几次经历;其中一件,是这位伟大的丹尼医师所写的博士论文结论:「文学及诗学方面的浪漫派运动,改变社会对疼痛和折磨的观点。」原来,虽然麻醉药物已经发明许久,但社会信仰都认为身为世人就必然要受苦难,所以这类药物并不受重视。直到浪漫运动时期,「广大群众开始在意他人的痛苦,不再视之为人类必然的宿命后,这类药剂才因有助于舒缓疼痛而受到重视。」可知人文关怀的动辄得咎,甚至摇撼了整个医学科学的核心研究方向。
 
 习医多年,我仍不敢确定自己的人文素养足以堪用
 
疾病始终是文学书写的对象之一,近年来疾病志(pathography)的大量绽放,反映了重返叙事的医学人文运动的觉醒;也显示医学科技进步之后,医院里所提供的病历版本,并无法让病人们真正感到满意。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仍是那一群打算要前往坎特伯里的朝圣客,眼看生老病死漫漫长途;于此班雅明所谓遇见一位真正会说故事的人,机会日渐稀少的时代,努兰这本故事集,显然为我们示范了一种重新说好医病故事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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