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被这个男人教训什么是厌女,我绝对不会」

 
我不会被这个男人教训什么是性别歧视与厌女,我绝对不会。政府也不会被这个男人教训性别歧视与厌女,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
 
反对党领袖说有性别歧视或是厌女者不适合担任领导。我希望反对党领袖拿张纸写下他的辞职信。因为如果他希望知道厌女在当代澳大利亚长什么样子,他不需要议会提案,他只需要一面镜子,那才是他需要的。(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10.Oct,2012)
 
 「我不会被这个男人教训什么是厌女,我绝对不会」
 
这是澳大利亚女总理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知名的「厌女演说」的开头,也是当代关于厌女政治最经典的论述。吉拉德是澳大利亚首位女总理,2010年在工党党魁选举中胜出后担任总理,在2012年10月9号她在澳大利亚国会发表了著名的厌女演说。该演说的背景是反对党自由党领袖东尼.艾伯特(Tony Abbott),对总理吉拉德所领导的政府提出不信任案。案由是针对执政党议长彼得.斯利柏(PeterSlipper)的言行不当,包括使用公费酒庄旅游以及对其男助理电话短信性骚扰等问题,后者成为反对党批判执政党的焦点。
 
 
 
在国会为不信任案而激辩时,吉拉德发表了此一著名的厌女演说,演说中细数了对手艾伯特过去的厌女言论,以及自由党人的伪善,过去支持议长并与其关系密切等。[3]这场演说,由于反复不断地直指厌女与性别歧视,国际媒体与相关研究通称为厌女演说(themisogyny speech),这篇演说让国际关注到,厌女与性别歧视在政治上的普遍性。
 
 
 
另一个国际知名的厌女政治的案例就是希拉芮.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她在2008年参与美国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初选。在其竞选过程中,性别歧视层出不穷,最为著名的是在造势场合有男性民众大喊「iron my shirts」的事件,公然将女性政治人物的角色限缩至家庭内。
 
 
 
2016年希拉芮代表民主党参选,大选后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11月18号专文标题:「这次总统选举是对性别的公投,而女性输了」(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was a referendum on gender and women lost)。报导中更指出这次总统大选的性别差距(gendergap)是史上最高的一次,这次选举中不仅女性投给希拉芮高于川普(Donald Trump),但是更关键的是,白人男性以更高的比例差距投给了川普。[4]很多报导也已指出选举中的性别问题,密西根大学三位政治学者Carly Wayne、Nicholas Valentino和Marzia Oceno在选前六月份针对700份全国代表性样本的民调数据的研究显示,对女性的敌意(hostile sexism)和对川普的支持有着强烈相关,对女性的敌意如同政党认同,对于总统选举有很强的预测力。[5]
 
 
 
性别是否是重要因素?又如何影响女性政治人物的发展?很多人认为解释这些知名女性政治人物的成败的因素很多,不能简化为性别的问题。然而,如同吉拉德卸任总理的最后演说所言,作为澳洲第一位女性总理,「性别即使不能解释她所有的功过,但也不可能没有解释任何事」。[6]这段话清楚地点出,女性从政者,不论如何淡化其性别,都不可能回避性别对其影响。
 
女性政治人物的困境与挑战
 
 「我不会被这个男人教训什么是厌女,我绝对不会」
 
性别因素对女性从政的影响,光是从吉拉德与希拉芮这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到以下许多不同的作用方式:
 
 
 
第一是放大检视女性政治人物的个人身体与特质与私生活。吉拉德的红发、身形、未婚没小孩、非传统女性居家生活,这都是她从政以来媒体关注的特质,也曾被质疑过单身的她如何能理解多数主流家庭的照顾需要。而希拉芮的发型装扮也是媒体从未放过的焦点,她从比尔.克林顿竞选阿肯色州长时期,就不断被检视成功女性和家庭主妇的矛盾,她也面对社会压力改从夫姓,从希拉芮.罗登变成希拉芮.克林顿,从一位独立自主而成功的百大律师转换为重视家庭的第一夫人,持续被迫去迎合美国社会大众对传统女性的角色期待。这些非常个人化与性别相关的特质,都是在早期政治生涯,首先会被特别检视的特质,不断提醒她们的女性角色与身份。
 
 
 
第二是性别角色与政治领袖角色的双重约制。伴随着放大检视女性特质的,是要求其满足女性与政治领袖双重角色的社会压力。女性政治人物往往试图平衡其性别角色与政治领袖的角色,或是淡化其女性特质,试图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公众所认可的政治领袖。吉拉德从政以来淡化性别因素,结果反被质疑,为何在捍卫内阁存续时才指出性别问题。在卸任时,她说「没有人注意到她是个女性直到她提出来」(no-one noticed I was a women until I raised it),指陈政治体系内置以男性作为标准的想像,女性如何成为例外。
 
 
 
对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初选的研究指出,希拉芮已经尽可能去平衡性别与政治的双重角色,既要表现出强悍坚定的领袖特质,又在议题上强调关爱价值与议题,例如对性别、幼童教育与医疗健保等议题的关注。可惜的是,在2008年大选之后,希拉芮在受访时表示,民调显示在没有特定候选人的情况之下,美国人可以接受黑人男性总统的比例,在所有民调中都高于接受女性总统的比例,性别的门坎比种族的门坎更难跨越。[7]最吊诡的是,当女性政治人物,试图配合主流价值调整其性别角色时,又经常会被质疑其不真实。
 
 
 
第三是对男女政治人物的双重标准。吉拉德最初在2010年于党内党魁竞争胜出之后当上总理,没有经过大选,被怀疑其个人野心大过党内忠诚,被媒体戏称「好女孩不带刀」(nice girls don’t carryknives)。[8]野心与权力欲望被视为是角逐高位者普遍具有的特质,但女性政治人物必须要同时适度表现出女性应有的利他社群性(communaltraits)的特质,否则会被厌恶。[9]希拉芮也有类似的困境,美国媒体眼中的她,从第一夫人到参议院到国务卿,从独立自主不愿成为总统背后的女人,到为丈夫的性丑闻辩护,为了满足社会期待而调整其个人特色,汲汲营营只为了夺取大位,是代表主流建制派(establishment)的既得利益者,是充满野心与权谋的女性。
 
 「我不会被这个男人教训什么是厌女,我绝对不会」
 
这个「野心论」有个性别吊诡:不少研究指出,多数女性内化社会期待的性别角色,普遍较缺乏政治野心,容易自我否认参政的兴趣,所以女性参选者少。然而,一旦经过严格自我与制度筛选而决定出来参选的女性,其条件资历通常比男性候选人更好。[10]这两位女性就是这样的社会性别规范筛选的结果,必须积累更多优于男性的资历,否则身为女性的她们很难靠近总理╱总统的位置,但是当她们累积了足够的资历,又可能被批评为建制派。野心对身居高位的男性显得理所当然,在女性身上则成为不应该、不自然的权谋。当然,性别不会是政治的唯一重要因素,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反全球化新自由主义以及反移民的白人蓝领选民迎来了川普,暴露出美国阶级种族与民族主义等诸多交叉性认同间的胶着与紧张。然而,性别的双重标准也从未缺席,人们期待一个理想的女性政治人物,但却不要求一个起码不会歧视骚扰他人的男性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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